国军名将孙元良守四行仓库企图强奸女学生

国军“名将”孙元良：守四行仓库企图强奸女学生

一位在北大读过预科，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将军，晚年在台湾出书时，居然其书名有严重的常识性错误，这不能不说是黄埔和北大以及台湾出版界的集体悲哀。

这位将军叫孙元良，曾任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、重庆警备司令、第十六兵团总司令等职。国民党大陆兵败后，他去了台湾。晚年著有《亿万光年中的一瞬──孙元良回忆录》一书，由台北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只要上过中学的人都会看出来，这本书的书名存在严重的常识性错误。因为“光年”是长度单位，指光在真空中行走一年的距离，光年一般是用来量度很大的距离，如太阳系跟另一恒星的距离。光年不是时间的单位。而“一瞬”是时间单位，指一眨眼的工夫，形容极短的时间。很显然，作者孙元良错把光年当成时间单位了。台北世界出版社呢，居然也没看出来这个错误，将错就错以致贻笑大方了。

李敖在电视节目《李敖有话说》中骂孙元良时，曾展示过此书。但学问大如李敖者，也没发现这本书的书名错误。否则，以李敖的秉性，会以此为话题，将孙元良接着再嘲讽一通的。

孙元良原籍浙江绍兴，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华阳。孙元良的家庭背景很不错，父亲孙廷荣，曾任清廷知县。叔父孙震，曾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司令官、国民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等职。孙元良的儿子孙仲祥，又名秦汉，台湾电影明星，其知名度远在父亲之上。

孙元良出身黄埔，系“天子门生”，有“飞将军”之称。这个雅号可不是褒义的，又名“长腿将军”、“逃跑将军”。

早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，孙元良就曾是战场上可耻的逃兵。当时，蒋介石的嫡系第1军第1师和程潜的第3军攻打江西的孙传芳。第1军贪功冒进，贸然攻打南昌。侥幸得手后不思巩固战果，反而大肆寻欢作乐。结果孙传芳部连夜反击时，第1师师长王柏龄正在窑姐的床上，党代表缪斌也临阵脱逃。结果第1师一败涂地，南昌得而复失，王柏龄和缪斌遁逃避祸。

孙元良时任第1师第1团团长，当时负责驻守牛行车站。战斗甫一打响，由于缺乏警戒，孙元良惊慌失措之中率先逃跑。部队群龙无首，尚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，已经纷纷作鸟兽散，致使战略要地失守，南昌门户洞开。事后，孙元良团被程潜派驻奉新，向东警戒，掩护主力部队集结，但孙却拒不执行命令，一闻敌讯，便继续西撤。

蒋介石气急败坏，马上赶到奉新前线，立即召集第1师训话，声色俱厉，杀气腾腾：“这次打仗，第1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得到命令便退却，应照革命军的连坐法来枪毙。这次失败，是我们革命军最不荣誉的一件事，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，倘使第1师不退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战事，一定不会失败;所以孙团长没有命令擅自退了下来，一定要按法枪毙。我们第1师，从前是最光荣最有名誉的军队;现在被孙团长个人毁坏，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种败类，不枪毙他吗?”

第二天清晨，蒋介石又召集朱培德之第6军及孙元良团再次训话，重申了对孙元良的惩罚决定：“我们革命军的历史，是很光荣很名誉的。现在打下了南昌，又退回来，都是因为第1师第1团团长孙元良，没有命令，怕死退下来了，所以有这一次的失败。孙团长犯我们革命军的连坐法，我要把他枪毙。你们各位官长士兵，可晓得军法是不容情的，若是犯了连坐法，无论哪一个，都要依法枪毙的。”

自从“中山舰事件”后，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1军，结果本是精锐的第1军思想迅速下滑、军纪败坏，战斗力大不如前。蒋介石痛定思痛，颁布了严酷的《革命军连坐法》，整顿军纪。孙元良正好撞到枪口上，大家都以为他死定了。

很快，孙元良消失了。不料，1928年，孙元良突然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，气宇轩昂，面有得色。他不仅躲过此劫，而且还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镀了一层金。归国后，即任国民政府警卫第1旅炮兵团团长。到了1931年，已升任警卫第1师第1旅旅长。

原来，在薛岳、刘峙等人的劝说下，怒气平息后的蒋介石考虑到黄埔一期生本来人数就有限，历次战斗中战死者、共产党拉去者甚众。如今在军中能挑大梁的人已是寥若晨星，弥足珍贵。于是，他法外施恩，网开一面，孙元良因祸得福。

1932年淞沪战役发生后，时任国民党军队第八师259旅少将旅长孙元良率军坚守上海宝山庙行镇11天，和友军一起夹击日军，让日军受到空前挫败。当时国际舆论评价此役为“国民党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”，孙元良因此役擢升为第88师师长。

1937年7月7日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8月，日军在上海虹口、杨树浦一带集结重兵，妄图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。8月11日，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第87师、第88师到上海杨树浦及虹口以北布防。8月13日，日本海军陆战队首先由虹口向天通庵车站至横浜路段开枪挑衅，并派出一支部队向宝山路、八字桥、天通庵路进攻，被孙元良率领的第88师击退。此后，孙元良率领88师官兵在上海闸北一带坚守阵地长达一个半月之久，粉碎了日军“三月亡华”的图谋。

为了掩护国民党主力部队转移，孙元良又下令88师524团第一营的400多名官兵，固守四行仓库阵地，并亲手将“死守上海最后阵地”的命令交给谢晋元团长，然后自己撤退。面对10倍之众的日军，四行仓库官兵奋勇抵抗，最后全部退入租界，解除武装，关进集中营。但是通过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，全国士气为之振奋，世界为之关注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八百壮士”。而撤退了的孙元良却因“八百壮士”之功再被升为国民革命军第72军军长，仍兼任88师师长。

抗日战争中，孙元良在国难当头之际，贪财好色，不仅将国防工事费贪入自己的腰包，还令人发指的强行占有了上海学生慰问团的漂亮女学生，其恶劣行径，遭到了其他正直的国民党军官的鄙夷和不齿。时任第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回忆道：“(1937年)10月上旬我到上海，那天正好遇到上海学生代表在四行仓库88师师部慰劳，这时孙元良看到一个女学生代表眉清目秀，就以花言巧语要该女生单独在师部多玩一下，企图强奸。这个情况被该师副师长冯圣法知道后，曾前往劝解无效。这时我到师部，冯要我再去一劝。我照冯意对孙劝说后，他竟说：‘英雄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，自古英雄都喜欢美人，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有功，做这一点小事没有什么。’”

“在八一三战事发生后，上海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，都是满腔热情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拥护抗战。有的直接参加战斗，有的节衣缩食集资慰劳军队，凡是军队需要的物品，应有尽有。孙元良曾派师少将参谋长张柏亭、上校师副张裕良和上海各团体接洽，将一部分慰劳物资变为现金，孙元良就这样从中渔利。……还令该师军需主任宋尚鲁(宋希濂的亲兄弟)把上海抢劫来的棉纱等偷运武汉出售，所得的钱交我转其妻吴懿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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